读"吴起列传"有感

读"吴起列传"有感

《史记》中原本是有篇《孙子吴起列传》的，对于孙子，可谓妇孺皆知，《孙子兵法》一书的价值也早已超出了军事领域，一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更是至理名言矣。而与孙子并排的吴起却鲜有人知，至少是不怎么读史书的多数人。这里笔者就来谈谈吴起。
首先说说吴起的军事成就。吴起离开老师后，最先来到鲁国，帮小小的鲁国战胜了来犯的强国齐国；其次来到魏国，“击秦，拔五城”，担任西河守，防御秦、韩两国；来到楚国，则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可以说，吴起去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定是军事强盛、江山稳固。另外《吴起兵法》，也是“世多有”。
分析吴起杰出军事成就，不难发现原因有二：
一是志向远大。吴起小时候，家里是很富有的，与四方游仕往来不绝，这样也导致了他家财散尽。吴起于是决定出去干一番事业，与母亲诀别时，“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吴起者，]人也）。’”。不久母亲死去了，吴起终因功名未就而没有回去。后来，吴起与魏相田文论功，更显示出吴起专心仕途、积极进取的志向。
二是军事素质卓越。吴起的志趣，太史公第一句话就讲了，“好用兵”。可见吴起对领兵打仗有着浓厚兴趣。其次，勤学不缀。先是“学于曾子”，来到鲁国则是“（自）学兵法以事鲁君”。再次是杰出的将才。孙子道“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吴起无疑是一一做到了。“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也因此，魏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为西河守”，也是甚有声名。
当然吴起的成就也不光在军事方面的，在与田文论功时，吴起也曾对自己在魏国的功绩做出过如下三点总结：一是“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二是“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三是“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吴起担任楚相时也体现了其变法强兵的才能，“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另外吴起对“以德固国”也是深有见解的，并以此说魏武侯。
论理论贡献，《吴起兵法》是不如《孙子兵法》的；但若论实践、当时的成就，则孙子是远不及吴起的；然而若论对后世的影响，则吴起又远不如孙子了。想想看，为什么是《孙子吴起列传》而不是《孙子吴子列传》或《孙武吴起列传》呢。或许有人说是根据他们兵法取名的（不是道《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吗），这就大错特错了，太史公在本列传中，也只是说“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至于《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则自然是后世据此编辑定名的。可见，太史公写此列传时，就已为后世定下基调了：尊孙武为孙子，称吴起则直呼其名！我想其中原因主要是吴起在道德上有污点。
首先是“其母死，起终不归”，在对母亲尽孝与恪守誓盟的矛盾中，吴起最终选择了后者，“百德孝为先”，这是多么离经叛道呵！难怪作为儒家后世的曾子（就是那个把妻子的一句哄孩子的话当真而去杀猪的那个曾子）“薄之，而与起绝”。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吴起当时的艰难处境。
其次，齐人攻鲁，鲁欲以吴起为将，却因为他的妻子是齐国人而犹豫不决，而吴起呢，“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这样“鲁卒以为将”。一日夫妻还有百日恩呢，这样对待妻子，也太没人性了。因此，我们只好想象是传言的渲染、吴起那位夫人是“深明大义”的，“贱妾”甘愿为丈夫的事业前途牺牲了。
再次，吴起家财散尽，“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这也是“鲁人或恶吴起”的原因。另外，吴起不悦田文之为相，而与论功，则更暴露其鲁莽、天真的一面，不够谦虚谨慎，不够沉稳，而这更为历来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人们所嘲笑。再者，吴起没有故国家园概念，前后辅佐过多个国家的国君，在哪个国家呆的都不长久，最后客死在楚国。这也是后世“忠君报国”的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人们所不能容忍的。
还好，春秋战国时期是段相当活跃的历史，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春秋精神”（此处借用林庚先生的提法，注意不是“儒家精神”）充盈其间天地。大小国家间的纷争不断，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得到空前的重视，稍微有点头脑的主子都是“求贤若渴”、“惟才是用”，甚至挖空心思离间人家君臣、争取人才。因而吴起这等天才军事家，当然是个活宝了，不会没有施展的舞台。也庆幸，后世的人们，也都不太计较他的道德瑕疵，将其与孙子比肩。而这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太史公这篇列传和太史公一贯的胸襟气度吧。后世评价一个杰出军事统帅惯用“有孙吴之略”、“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等语即是很好的例证。
然而，同当时和后世多数杰出人才一样，吴起也不得善终。中国有句俗话叫“枪打出头鸟”，又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说。对于社会来说，多数人的才能是一般甚至平庸的，做到称职、尽职尽责就已经很不错了（可算作人才）。然而，“人往高处走”、追逐名利、获取主子宠信进而“一展宏图”却几乎是每个人臣不变的不懈的追求。而杰出人物他们则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于这些的，但其他人却不管这个，人类自私、欲望的本性是容不得这个的，他们将不放过任何机会、甚而不择手段，不顾道德良心、国家民族利益来加害于少数杰出分子，而这些杰出人物也往往与他们不合群，尤其是变法触及或剥夺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时更激起他们的仇恨。再加上主子更迭，杰出人物往往在争取新主子的问题上斗不过蓄谋已久的旧党贵戚，只要他们一息尚存，他们就不会甘心、就不会容忍杰出人物继续“胡闹”。
分析杰出人物，他们往往风风火火地开展其事业、“了却君王天下事”的同时，却疏忽了躲在暗处仇恨的目光，而这也孕育着他们的下场。他们倚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或者过于自信、甚至刚愎自用，难于统一思想、团结力量、协调各方利益、确保事态稳健发展，或者对于权贵旧党过于残酷、没能深入民众（此所谓“刻暴少恩”）。这样他们的事业难免不出问题，而这更是不断遭到尖锐攻击、甚至不得善终的原因。这可算是社会历史局限性，也成了中国人善于窝内斗的铁证。（就算他们团结了力量，又容易演变成党争派斗，如中唐时的牛李党争）
结合春秋战国哪个时代，杰出军事人物往往迅速改变了一国的实力（至少是军事实力），从而改变了原本各国间的战略态势，导致各国力量对比的失衡，给别国带来的只有不安，他们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企图达成“与其你一家受其好处，还不如我们大家谁也别想得到他的好处”的目的（除非他兼有管仲、俾斯麦那样的政治外交智慧）。而本国新主子呢，一方面国家经过杰出人物一些年的经营，已经上了快车道――好处既得；另一方面，他们又急需贵族旧党的支持，团结拉拢力量。一个先主倚重的能臣也对自己施政、展示“抱负”构成威胁。这样他们也选择牺牲杰出人物，或罢免、其身全，或构陷、其躯亡。总之，这样就皆大欢喜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也就是如此吧。
反观历史，此类杰出人物是不少的。吴起如此，商君如此，王安石、张居正亦是如此。以至后来史家竟以此来警示世人“变法乱常，不死则亡”。“莫如商鞅反者！”多么可怕啊！难怪中国人惯于守从、安稳而忌惮变更、为先。这也是谭嗣同甘为变法流血牺牲的悲哀！
终于，“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这样吴起不得善终也就是必定的了。
太史公评价吴起道：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可见太史公是叹息吴起“刻暴少恩”的。然而，要做到不“刻暴少恩”谈何容易！何况他们往往孤身奋战、势单力弱，效忠一人，大刀阔斧于其事务上，不注意团结力量、防患未然，在旧势力反扑下也就难得全身而退了。
     当然，王安石全身而退则得益于那个不同的时代了。王安石与吴起的时代差别太大了，一个是统一的大的政权、封建制较完善温和的时代，且当时重视文士、人才众多（如果考虑到“有文才的一定是人才，是人才的不一定有文才”的话）；一个是乱世一邦，人才难得，得则独信全用相对专制些的奴隶制时代。易中天教授曾设想道，要是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一个在朝执政、一个在野批判，情况也许就不至于最后那样了。（当然，像明末那样民间结社议政却又为当政者所不能容忍！）
     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全所未有的好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进。前景迷人、事业壮丽，同时也呼唤着千千万万的人才为之不懈努力。作为当代大学生，更是重任在肩，当刻苦学习、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努力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而历史传统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察今宜鉴古”，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作为未来的主人翁，我们更应好好了解历史上的人物，从中获取我们需要的东西并继承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提高自身修养。
总之一句话：我们遇上了好时代，时代呼唤人才！市有吴起之才者，可出而仕矣，学有吴起之志者，可为吴起第二矣！今读吴起列传，有感，是为记。
                                                           2009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