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吴起 与 德国磨坊主

法家吴起 与 德国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
发帖者：铁血君王Freidrich大帝 (时间：2012-07-17 06: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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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普鲁士的一位治军治国的铁血君王----腓特烈大帝，很像吴起。二者在治国方面，都有强烈的法家思想，治军方面，都有强烈的以军为先与打造职业军人的思想。

腓特烈大帝的法制行为的传说，就是那个著名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的磨坊主的小破屋的故事。而吴起更是中国法家人物的代表之一，韩非子叙述的吴起休妻一事，更是法家思想的刚硬体现。

关于腓特烈大帝与磨坊主的历史实情如下：

1770年开始了阿诺尔德磨坊主与施潘道伯爵（磨坊设在施潘道的土地上）之间的诉讼争端。1778年磨坊主被责令把磨坊卖给伯爵，磨坊主向普鲁士的上诉法院申诉，遭到拒绝后又在1779年向弗里德里希二世（Freidrich的音译，即腓特烈二世 也就是腓特烈大帝，与法国皇帝拿破仑齐名的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军队的缔造者，有“铁血君王”之称）申诉。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不顾手下大臣们的反对，做出了有利于磨坊主的判决，而且撤销了上诉法院几个官员的职务，还判处他们一年徒刑，同时判决赔偿磨坊主因此受到的损失。在付给磨坊主全部赔偿之前，法官们一直被监禁在施潘道要塞。

这似乎是一位威权的皇帝借一个案例打击地方豪强与官场恶霸的事情。

后来，以上事情被流传为以下的模样：

号称“军人国王”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当年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 有一次这位皇帝用伟人们惯有的动作，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欲掐腰感慨江山如此多娇，他的视线却被紧挨着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如此不合时宜的“违章建筑”，让这位领袖非常扫兴。但他毕竟还是爱自己的子民的，他想以一种公道的方式来解决，于是他派人前去与磨坊的主人协商，希望能够买下这座磨房。不料这个磨坊主觉悟非常低，丝毫不顾全大局，心里只有小家，没有大家，一点不把“市政规划”和“国家形象”放在眼里。就认一个死理，这座磨坊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几次协商，许以高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示组织的关怀，警告威胁领袖安全，影响伟大祖国形象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要知道这里可是一个国家的门面，来这儿的国际友人多了去了，一百多年以后波茨坦公告都是在这里签的。可这个老汉始终软硬不吃。面对这样不识抬举、不可理喻的钉子户，终于威廉龙颜震怒，派警卫员把磨坊给拆了。

磨坊主人袖手站在一边，嘴里叽叽咕咕：别看你是一国皇帝，我德国尚有法院在，待我到法院与你理论。 第二天这个老汉，居然就在当地一纸诉状把国家元首告上了法庭，地方法院居然受理了，判决结果居然是威廉一世败诉。判决皇帝必须“恢复原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造成的损失。威廉贵为一国之君，拿到判决书也只好遵照执行，本来是想办件好事，现在比窦娥还要冤。而那个刁民此时躺在他的小磨坊里，一边数钞票，一边偷着乐，压根就用不着冒着被遣送拘留的危险，背着乡干部三番五次跑到柏林去上访。也不担心什么打击报复，秋后算帐，从此以后不管什么国际友人来访，他天天心安理得地磨他的面粉。

腓特烈大帝和那个磨房主都“驾崩”了，轮到小磨房主想进城，希望把磨房给卖了，不由想起了那个老买主，但他不知第二代领导人对这个磨房感不感兴趣，就给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威廉二世（腓特烈大帝的侄子---腓特烈大帝本人没有子女）给他回了信：“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朕以为 期期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的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派人送三千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是我借我给你的，解决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

到现在，那个磨坊，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代表着一个民族对法律的信念的小磨房，仍像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无论是尊贵的各国元首，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到了德国，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已经翻修了无数次的小磨房。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民族对法律的敬畏，对公民的敬畏!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这是一句被广为引用的名言。原文是这样的： “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它出自英国的一位首相威廉•皮特。皮特用它来形容财产权对穷苦人的重要性和神圣性。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道出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公权力和私权力有明确的的界限，必须恪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当然，不是说公权力不能进入私领域。公权力进入私领域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非请莫入”。私人事务没有请求公权力救济，政府不能介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有着严格的分界线。当事人行使了请求权后，公权力才能进入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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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军队的缔造者，“铁血君王”腓特烈大帝的战功

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在位），普鲁士国王，史称腓特烈大帝。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强盛起来并加剧了军国主义化。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雄才大略在西洋军事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三十年战争之前，德意志境内四分五裂、残破不堪、诸侯林立，还没有普鲁士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普鲁士王国，是靠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祖父在1700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为哈布斯堡皇室效劳，争得了皇帝敕封的“普鲁士国王”头衔后才由侯国升格至王国形成的。

新兴的普鲁士王国周边分布着瑞典、俄国、奥地利、法国等强邻，作为一个家底薄弱的小国，普鲁士被列强戏称为“铁罐堆中的一只陶罐”，随时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因此从1701年建国伊始，历代普鲁士统治者就把强化军队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

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在他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在二十多年间由原先的8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面积在欧洲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军队却排到了全欧第四的位置。

弗里德里希时代的欧洲军队，火器已成为主战装备，但冷兵器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兵力多寡依然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有鉴于此，弗里德里希终其一生都在坚持不懈的扩充军队规模。普鲁士的扩军行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与七年战争之间，也即1748-1756年，这一时期普军总兵力由10万人增至15万人；第二阶段则是七年战争结束（1763年）后，普鲁士军队很快扩充到20万之众，也正是在这一年，弗里德里希颁布了有关加强未成年人军事训练的《学校法规》。

军队人数的急剧增加，使得靠自愿入伍的人组成军队的办法发生很大困难。为征到足够的兵员，普鲁士王室可谓不择手段，他们的募兵官甚至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德意志其他各邦去，其募兵办法实际上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强夺人力。这种变相的绑架行为是如此猖獗，以致于有些邦国需要颁布专门法令，通过动员民兵来制止此类行径。尽管如此，作为当时德意志各邦国中最强大的军队，很多有雄心有抱负的外邦青年还是被吸引到普军来服役，这其中就涌现出后来像沙恩霍斯特这样的一代名将。通过这种在各邦国间征兵的方式，一盘散沙的德意志民族加强了内部联系，普鲁士军队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整合民族力量的纽带。

普鲁士军队的迅速壮大，并没有使弗里德里希冲昏头脑。他既追求兵力的庞大，同时也丝毫不放松对部队军事素质的严格要求，弗里德里希极力要求军队具有铁的纪律和高度机动的能力。他训练的骑兵能保持整齐的队形长距离奔驰，并在冲锋后迅速重新编队，这支强悍的骑兵后来在著名的罗斯巴赫与洛伊滕战役中曾多次出奇制胜，为普军最终以弱克强立下了汗马功劳；弗里德里希麾下的普鲁士军队，很快成为欧洲效率最高的军队。恩格斯后来评价说：弗里德里希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地效仿它”。

由于普鲁士军队的募兵性质，官兵之间的对立十分尖锐，士兵逃亡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弗里德里希二世把“严明军纪”上升到了“军魂”的高度。

当时普军的各级军官全部由崇尚武功的容克组成，弗里德里希二世着重培养他们的忠诚服从精神和军人荣誉感，并通过他们和严厉的军法来控制整个军队。

弗里德里希二世对士兵的训练异常严格，简直到了非人的地步，皮鞭加棍棒的野蛮军法充斥整个军队。不过弗里德里希二世绝非头脑简单的武夫，他在士卒面前始终能够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从不逃避艰苦和危险，一次战斗中他骑乘的马匹两度被击毙，但他却依然毫不畏惧，继续坚持在火线指挥战斗

正因为有了如此巨大的个人感召力，当时的普军士兵都以玩忽职守为耻，绝对服从为荣，宁愿战死也不临战脱逃。

当然，弗里德里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支完全盲从于他的军队，这一点连他本人也不否认：“要使士兵怕他的排长的棍子甚于怕敌人的子弹，如果士兵都开始有思想，就没人愿意当兵了”。

弗里德里希刚即位时，普鲁士军队的武器装备非但不能自给，而且还必须花费大量资金从国外进口。为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弗里德里希在登基第二年便着手发展军事工业，对其免税并给予津贴。

在官方扶持下，普鲁士军工生产连创佳绩：以炮兵为例，1740年普军装备有各式火炮2731门，等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去世时，这一数字已攀升至6224门。除数量增长外，普军的武器性能也有很大提高，仍以火炮为例，七年战争前配发普军的新式12磅炮仅重375公斤，而旧式12磅炮却重达1600公斤，火炮重量减轻的同时，部队机动性得到提高。

弗里德里希的技术革新往往与战术改革相配套。他在提高滑膛枪射击速度的同时，对步兵作战编队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弗里德里希还根据古希腊军事家伊巴密浓达的楔形阵，结合自己军队的火器性能，发明了斜行战斗序列，使古老的线式战术重新焕发出光彩；

弗里德里希高度重视各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并且首创了骑炮兵，让骑兵装备轻型火炮，这样就将骑兵的高度机动与炮兵的强大火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军制改革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在位期间所设立的侍官总署与先前已存在的军需总监部一起，共同奠定了后来总参谋部制度的基础，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创举。除完善指挥体制外，弗里德里希二世还将普鲁士的军事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真正确立了全民皆兵的国防动员体系。

当时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中国有句老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尽管文化背景迥异，但所有的东西方军事家都不约而同的对军事后勤投以了极大关注，弗里德里希二世自然也不例外。为保障战时庞大的物资供应，弗里德里希二世打破了单纯依赖兵站进行补给的传统模式，而改之以新型的复合保障制度，其具体做法是：由单兵携带可供自身消耗3天的口粮，团属补给车队携带本部8天的面包定量，而最高一级的军补给车队则为全军携带一个月的食品供应量。同时，弗里德里希又在柏林、尼斯等交通枢纽设置仓库，预先将大量战备物资储存在内。通过以上措施，普军形成了一套严密高效、机动灵活的后勤保障体系，从而为弗里德里希频繁的王朝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持。

17和18世纪是普鲁士迅速向外扩张的时期。夺取土地、人口和资源成为历代普王的首要任务，而摆在弗里德里希面前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结束德国分裂状态与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而要结束封建割据，实现民族统一就必须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纵观近代欧洲，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是温情脉脉、和风细雨的曼妙之旅，在那个弱肉强食血雨腥风的动荡年代，普鲁士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用火与剑来铺就它的王者之路。

弗里德里希是位马背上的国王，他统治普鲁士46年，却有2/5的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据统计，他在位期间共发起组织或参与了六次重大的对外军事行动，即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入侵波希米亚、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七年战争、瓜分波兰和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这些战争前后跨度将近40年，1778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是弗里德里希一生参加的最后一次大战，那一年他已66岁高龄。

弗里德里希的军事战略是典型的“先发制人”，这主要是由普鲁士较弱的国力，以及所处的不利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一情况直到弗里德里希去世20年后依然没有明显改观，当时的普鲁士著名军事家沙恩霍斯特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普鲁士鉴于其地利条件，以及缺乏人工和天然防御手段等原因，使它无法进行防御战”，因此，为避免两线或多线作战，弗里德里希二世经常在战争中采取主动攻势：1740年12月，弗里德里希挥师突袭奥地利，一举夺取了富庶的西里西亚省；1744年，弗里德里希撕毁布雷斯特和约，以闪电般的攻势取道萨克森侯国，直捣奥地利波希米亚省首府布拉格，进而兵抵维也纳城下；1756年8月，弗里德里希指挥普军以迅猛动作突然侵入萨克森，率先挑起“七年战争”。

在具体战术上，弗里德里希善于发挥普军高速敏捷的机动能力，在敌人作出反应前，于关键性的阵地和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力求速战速决，以此来争取和创造有利于己的战场态势。弗里德里希这种战术思想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1757年11月5日，著名的罗斯巴赫战役打响。战斗开始后，弗里德里希顺应敌情变化，指挥普军迅速重新部署兵力，其移营速度之快竟然令敌方误以为其是在全面撤退，结果在贸然发起进攻后落入了普军的口袋阵，最终四万五千法奥联军被区区二万二千普军杀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

这场战役刚结束，弗里德里希二世便打破欧洲军队就地宿营过冬的惯例，立即挥师东进，经15天强行军后于11月下旬进抵西里西亚，并在12月3日突然逼近驻扎此地的奥地利道恩元帅部。弗里德里希的高速机动令道恩大感意外，只得离开冬营，匆忙率军西进应战。次日，奥军进至距普军营地20公里的洛伊滕镇一线。道恩曾在科林战役中凭借坚固防御阵地力挫弗里德里希，因此虽然奥军兵力是普军的二倍半，但他仍然采取了守势，将八万三千名士兵和210门火炮以洛伊滕镇为中心向南北两翼展开。弗里德里希敏锐捕捉到“敌方战线的正面过于宽大且兵力分散”这一致命缺陷，在12月5日凌晨将手下的三万六千普军分为四个纵队，并由他本人亲率五千步兵和六千骑兵为前锋，沿公路迅速向洛伊滕挺进。

天将破晓时，在弥漫大地的雾气掩护下，普军先头部队突袭奥军北翼前哨阵地波尔尼得手，奥军前卫部队被击溃，八百余人被俘。波尔尼是个地势突出的村落，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奥军从北到南的整个防线。于是弗里德里希将指挥所设在此处，命令前锋骑兵追击溃军，并大张旗鼓的进攻奥军北翼，以造成普军主力毕集于此的假象。同时他让后续跟进的主力部队变四路纵队为两路纵队，借波尔尼高地及其以南的丘陵和村落树林的掩护，迅速向南斜插，迂回奥军防线南翼。此时道恩已得到警讯，但由于普军的前锋骑兵“表演逼真”，他误判北翼为敌军主攻方向，并将手中的预备队和部分南翼骑兵调往北线驰援，而这正中弗里德里希下怀。因视线为丘陵和树林所阻，道恩未能及时发现普军主力的运动，他甚至认为敌人已经畏战逃走，于是奥军紧绷的神经也松懈下来。谁知正午刚过不久，大队普军突然出现在奥军南线阵地前方，并立即以纯熟的动作排成斜行战斗序列发起进攻。普军各兵种间的高效密切协同在这场战斗中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DD步兵在己方火炮掩护下率先出击，紧接着两翼的骑兵开始冲锋。当普军前锋从中间和南端切入奥军防线后，后续步兵立即整营的压上，由敌方阵地缺口果断突入，同时炮兵也迅速跟进延伸火力。普军的攻势实在太凌厉了，以至于战斗只进行了半小时，奥军南翼阵地便宣告易手。

普军追逐逃跑的奥军，开始由南向北进攻。在这种不利局面下，道恩不愧为奥地利名将，他迅速变更部署，仍以洛伊滕镇为中心重新构筑了东西一线的阵地。弗里德里希指挥普军三面进攻，遭到对方顽强抵抗。激战至下午四点，弗里德里希投入最精锐的近卫军，但仍未能攻下奥军阵地。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向西迂回包抄普军的奥军主力骑兵却落入了弗里德里希的埋伏圈，损失惨重。奥军步兵见己方骑兵溃败，军心浮动，终于斗志崩溃，几万大军顷刻间土崩瓦解。普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通往布雷斯劳的里萨镇为止。12月7日，弗里德里希又挥师包围了布雷斯劳要塞，经十余日围困，12月19日一万七千奥军开城投降，至此，洛伊滕会战以普军的大胜而告终。从11月5日到12月19日的短短45天里，弗里德里希在敌军四面合围的极端不利条件下，打破冬季用兵禁忌，率领普军以劣势兵力连续取得两场大规模会战的胜利，洛伊滕战役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军事生涯辉煌的顶点，也是西洋军事史上的杰作之一。

拿破仑后来评论说：“这次战役在运动、机动和决断三方面都是一个杰作。仅此一战即足以使弗里德里希名垂千古，并使他跻身于世界名将之林”。

弗里德里希二世信奉“强权即公理”，在他的铁腕统治下，普鲁士的国力迅速上升，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跃居欧洲强国之列。在此基础上，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断进行对外战争，扩张领土。

18世纪中期，他借口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参加对奥战争，击败奥地利并夺得西里西亚；1772年，他又伙同俄、奥瓜分波兰，攫取了3.6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8万人口。到1786年他去世时，普鲁士的领土扩大了1.6倍，人口也由300万增至500万。

普鲁士的迅速崛起，为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的统一和复兴奠定了基础。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开明专制和以重商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就这几点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先军政治”思想是德意志历史中进步的表现，而他本人也被西方史学界誉为“腓特烈大帝”。

但是，与其他新兴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军事强国的光鲜外衣下，普鲁士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都大大落后的国家。例如普鲁士仍在实行自古沿袭下来的等级制度，农奴制依然盛行，政治上没有一部宪法，更谈不上有人权和公民权。即便是普鲁士最引以为荣的军事也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士气低落、战术老化过时等等。只不过在弗里德里希统治时期，这一切都被普鲁士的军事胜利与显赫的封建王权所掩盖和压制罢了。

历史终究是无情的，弗里德里希去世仅仅20年后，普鲁士便在拿破仑战争中一败涂地，不但损失了将近一半国土，而且还要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偿。

抛开个人因素，拿破仑的胜利实质上代表了新兴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性优势，一场拿破仑战争便让普鲁士国家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光环散去，人们必须面对的是普鲁士何去何从的问题。明眼人都知道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从1806年起，普鲁士的一批政治家发起一系列广泛的改革运动，意在把普鲁士建设成一个适应新环境的现代国家，从此德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纵观普鲁士的非和平崛起模式，最突出的便是其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性质是如此的鲜明，它的好战性直接促成了后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出台，并进而成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远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弗里德里希和他的军队所给予我们的最大警示与启迪，也恰恰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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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王国的历代国王（所有普鲁士君主均属霍亨索伦王朝）：

普鲁士升格为王国是在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由于他承诺要帮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皇帝遂把他的封号由选侯提为国王。在此之前，普鲁士曾建立过臣属于波兰的普鲁士公国，该公国后来与勃兰登堡选侯国合并。

　   腓特烈一世 1701年-1713年在位

  　 腓特烈•威廉一世 1713年-1740年在位

　　腓特烈二世（大帝）1740年-1786年在位

　　腓特烈•威廉二世 1786年-1797年在位

　　腓特烈•威廉三世 1797年-1840年在位

　　腓特烈•威廉四世 1840年-1861年在位

　　威廉一世 1861年-1888年在位

　　腓特烈三世（百日皇帝） 1888年在位

　　威廉二世 1888年-1918年在位

　　普鲁士王位继承人

　　威廉二世 1918年-1940年

　　威廉皇储 1940年-1951年

　　路易•斐迪南王子 1951年-1994年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王子 1994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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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第一将星 吴起

吴起组建的“魏武卒” “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 日中而趋百里。”

吴起率领魏武卒征战南征北战 创下了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不分胜负的完美战绩 把不可一世的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阴晋之战5万击破秦军50万，还把函谷关打下来了

魏国的安邑城中，正在招收常备军，称之为“武卒”。待遇很好，标准很高。第一关是“穿衣服”。----让考者穿上三层甲的沉重的甲衣。

　　相传中国的甲衣是黄帝同时代的蚩尤发明的。最早的时候是用藤、木、皮革等制造的。商周时期的的甲衣，已将原来的整片皮甲改制成可以部分活动的皮甲，即按照护体部位的不同，将皮革裁制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皮革片，并把两层或多层的皮革片合在一起，表面涂漆，制成牢固、美观、耐用的甲片，然后在片上穿孔，用绳编联成甲，应该叫铠甲了。魏国考试用来穿在身上的铠甲可能是皮的和铁的结合体，或者是三层皮革片合在一起的厚重皮甲。

　　那铠甲可是坚硬厚重的皮革和金属做成的啊，重得很罗；即便是皮甲，三层甲穿在身上，加上头盔等，怎么也得几十斤重，身体不棒是不行的。光是穿甲衣还不行，这时，还要求参考者拉弓能够拉开十二石的弓（许多书都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按照现代人计算的一百二十市斤为一石（重量单位），岂不是要拉开1440斤？这好像不大可能。要么是换算有问题，要么是弓箭的“石”（dan，四声）有别的换算方法，要么就是记载有误。

　　不过，找到原文一看，才知道是“操十二石之弩”，弩可不是弓，是一种远射兵器，不是一只手拉，而是可以用两只手去拉。据说，弩在商代就有了，因为《礼记》有载：“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郑玄作注说此为弩也。东周时代，因为采用了铜制弩机，性能（精度）大大提高。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用脚踏住拉弦的弩，射程在80米左右。现代出土的这种弩的实物，来自湖南长沙墓。由此看来，既然是考试，肯定有比较高的难度，也还算合理。

　　除了前述两项之外，还得负重，背着能装五十只箭矢的器具、把戈扛在肩上，头上戴个金属的盔帽（胄），即头盔，腰挂利剑，带上三天的干粮，要求半天疾行一百里地（周代100里约合现代的41公里多点儿，差不多算是奥林匹克长跑的距离了）。

　　（注原文：“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 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这样的要求非常高了，能够进入武卒行列的人不会多，据说最多时是5万人。

　　这是魏国打造的最精锐的部队（有点像今天的特种兵，或者说是特种兵的雏形）。除了严格选人之外，魏国的军队还逐步采用铁制兵器代替青铜兵器，所以历史上说魏军甲兵犀利。魏国选练的武卒，主要是重装步兵，他们在战斗中不但披上重铠，叭巳种武器。长短搭配，长者为戈，短者为剑；远近搭配，远者就是背上背的弩弓-，挂有矢囊，里面装有最新式的三棱型箭头（采用青铜合范浇注技术制造）的箭矢50支。可以说是当时武器装备最精良的武装部队。在战国初期和中期（前端）曾经无敌于天下。在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中，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己的50万秦国大军，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作者对秦国人数表示怀疑）。

　　当然，也有说魏国有20万武卒的。不过，那已经是魏襄王时期（公元前318-前296年），魏有武卒（重装步兵）二十万；奋击（轻锐步兵）二十万；苍头（裹头巾的待选新兵）二十万；厮徒（军工、勤务兵、辎重兵）二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军事实力可谓雄厚。

　　参军后战士们的待遇也很高。一种说法是：考中武卒的，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退役后依然享受上述权利。另一种说法是：要保证“武卒”分得百亩的土地，在获得土地之后“武卒”不仅要承担兵役的责任，更需要自行负担军事装备和服役期间后勤物资。无论哪种说法，有魏人一旦成为武卒，就能享受优厚待遇，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也大幅度提高，这肯定是毫无疑义的。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而且实惠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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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军事思想

《吴子兵法》虽然保存六篇，但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首先，它提出了一套政治、军事并重，而以政治为先的战争观念。《吴子兵法?图国》说，要富国强兵，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文德，指政治教化而言。武备，指军事战争而言。它强调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并说历史的经验证明，承桑氏（古代部落）只修文德，不重武备，结果灭亡了。相反，有扈氏（夏代部落）恃众好战，不修文德，也灭亡了。这种战争观是正确的。

　　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子》更重视政治教化。它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教化的结果要做到四和：国家和睦，军队团结，上阵统一，战斗协调，这样君才算有道之主，民才“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国家才能够出兵出战。教化百姓的内容，主要是“道、义、礼、仁”四德。这四德关系国家兴衰，“修之则兴，废之则衰”。

《吴子》还试图通过对战争起因的分析，来探索战争的实质。

　　它说：“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以今日的观点来看，这种对于战争起因的认识是肤浅的。但在战国初期，《吴子》能注意到战争因“争利”等经济原因而引起，也是难能可贵的。由战争的五种起因出发，《吴子》又探索了战争的性质，把它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类，并指出“义兵”是“禁暴救乱”的，“暴兵”是“弃礼贪利”的。这表明《吴子》试图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分类，以探求正义性的战争。虽然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但这无疑较《孙子》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吴子》在战争观上的另一贡献是它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问题。

　　因为战争是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所以要取得胜利相对来说是容易的。而保守胜利成果，则不仅需要军事手段，还需要政治、经济、思想等各种手段，相对来说是困难的。何况胜利以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为代价，所以他认为：战争胜利的次数越多，消耗人力、物力越大，而保守胜利的希望也就越小。由此出发，提出国家应该慎战。这种观点无疑也是进步的。

　　其次，吴起提出了一套首先加强战备，然后依据敌情，“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施行“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战略战术原则。他在《料敌》篇对魏武侯说：“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让武侯把加强战备放在第一位。他简要地分析了齐、秦、楚、燕、韩、赵、魏七国的地理条件、政治状况、人民习俗、经济实力、军队素质和军阵阵法等特点，要武侯依据这些特点，制定对付列国的不同军事策略。《吴子》主张战前一定要察明敌情。依调查，如遇到以下情况，即：敌人不顾严寒酷暑，昼夜长途行军，不管士卒劳苦；或长期滞留在外，粮食、物资耗尽，薪草、饲料缺乏，气候不利，将士怨怒；或人数不多，水土不服，人马患疫病，救兵不到；或长途跋涉，疲劳饥困，解甲休息；或敌将吏德薄望轻，军心不稳，缺乏援助；或阵势没摆好，扎营没完毕等，都应立刻“击之勿疑”。

　　相反，在察明敌情后，遇到以下几种情况，即：敌地广人富；将领爱护士卒，施恩普遍；赏罚严明，处置适当，以战功论爵秩等列，任用贤才；兵力众多，武器装备精良；有四邻的帮助，大国的支援等，就应该避开敌人，不与接战。这就是著名的“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战术原则。

　　观察敌人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然后确定我方的作战方略。

　　《吴子》强调用兵之道在于“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也就是乘敌人的间隙，突然攻击它的薄弱之点。如敌人远来新到，战斗队形未排定；正在吃饭而不防备；正在奔走；疲劳困苦；没得地形之利；失掉天时；旌旗紊乱；长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过河，刚渡过一半；道路险峻狭长；阵势频繁移动；将领脱离了士卒；军心恐惧动摇。就应选派精锐作先锋，勇敢攻击，大兵跟进，“急击勿疑”。这种建筑在对敌情详尽分析上的攻击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在作战中，敌我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吴起提出要善于根据变化的情况而改变我方的作战方针。如：依据“敌众我寡”的形势，在平坦地形上，就避开敌人；在险要地形上，就截击敌人。依据敌“师甚众，既武且勇”的形势，就分为五军，各军占据一通衢大道，迷惑敌人。交战时佯装败退，一军在前，一军在后，两军在左、右击敌，五军结合起来，就可击败强敌。如果“敌近而薄我”，我“欲去无路”，则依据敌我情况：我众敌寡，就分兵包围敌人；如敌众我寡，就集中兵力袭击敌人。不停地袭击，敌人虽多也可以制服。如在“丘陵、森林、谷地、深山、大泽”等复杂地形条件下遭遇敌军，就要动作迅速，首先发动攻击，乘势冲击敌人，并调动-弓-弩-手--到前敌。边战斗，边观察，一旦形势对我有利，即全面发起攻势。

　　他还总结了在狭谷、在水上、阴雨天以及围城战的战法，认为都要根据敌情，采取有力的应变措施。

　其三，《吴子兵法》在论将方面也有新的思想。吴子指出，将领要文武全才、刚柔兼备，具有“理、备、果、戒、约”五种才能。“理”是能“治众如治寡”；“备”是能“出门如见敌”；“果”是能“临敌不怀生”；“戒”是能“虽克如始战”；“约”是能“法令省而不烦”。

　　将领还要掌握用兵的四机：①气机，能鼓舞士气；②地机，能运用各种地形；③事机，临事能运用计谋；④力机，善于保持和充实军事力量。这样的将领才是合格的将领。而“良将”在此之外还要具备“威、德、仁、勇”四种品质。良将是国家的栋梁，国家得之则强盛，失去会衰亡。所以，选拔良将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吴子提出作战时还要察明敌将的才干。利用敌将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谋略，这是“不劳而功举”的便宜事。他把敌将分为“愚而信”、“贪而忽名”、“轻变无谋”、“富而骄”、“进退多疑”等

　　各种类型，而分别制定了“诈而诱、货而赂、离而间、震而走、邀而取”的作战方针等。在“两军相望，不知其将”的情况下，可以选派轻兵挑战，务败不务胜，来探知敌将是“智将”还是“愚将”。如为“智将”，则“勿与战”；如为“愚将”，则虽众可俘获。这些作战原则都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提出过的。

其四，提出了“以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和“颁赐有功者”的励士原则。

　　《吴子-治兵篇》说：兵“以治为胜”。所谓“治”，就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这样的军队无往而不胜，“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如果部队无治，“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治”军是经严格地教练取得的。因此，“用兵之法，教戒为先”。部队缺乏教练，就会“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只有经过严格教练的军队才能无往不胜。

　　教练的方法是：“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教练的内容之一是阵法，即适应方阵、圆阵的变化及掌握队列的前、后、左、右、坐、起、进、止等动作。

　　教练的内容之二，是熟悉金、鼓、旗、铃等指挥号令。“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论将》）号令严明，“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应变》）“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治兵》）有不服从军令者，诛。

　　教练的内容之三，是军中赏罚，“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军中实行“什伍相保”。如此，则“三军威服，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应变》）

　　在励士方面，吴起虽为法家，但不主张用“严刑明罚”来鼓励士气，因为这是被动的办法。吴起主张用主动的办法，即“赏”来激励士气。他提出君主要在庙堂上“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对于有功者，依据功劳大小，赏赐不同待遇。同时，在庙门外边以功劳等次向立功者的父母妻子颁赏。这样会造成一人立功，全家荣耀的社会风尚。对于阵亡将士的家属，每年也要派使者进行慰问和赏赐。鼓励没有立功的士卒争取立功。这样，国家“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的这些主张，与后来的《尉缭子》主张用“杀”来解决士气问题有很大区别。反映它确是战国初期的观念，还承袭有《司马法》的“仁本”思想。

吴起的变法

在战国历史中，李悝开创法家先河，在魏文侯的支持下，首先以魏国为实验场，实施富国强兵的国家类型的伟大变法，这是一个历史的创举。不过，李悝的变法是一种缓慢的变法，经历了数年的功夫。李悝的变法被赵国的公仲连、韩国的申不害、齐国的邹忌等人学习并运用，形成了变法中的“缓进派”。吴起从魏国出来，直接参与并感受了李悝的变法，对于其利害得失体会很深，而且，吴起也是魏国学术团体西河学派的骨干分子，能够明白和完全体会变法的精髓，所以，他能够在李悝变法的基础之上总结并运用，然后结合楚国的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年纪和楚悼王的身体等状况总结出一套新的变法方式，本文作者称之为“急进派”变法。吴起在楚国用了五年左右的功夫，就将一个弱国改造成为一个颇有实力的强国了。

对于吴起的变法，后来的评论可能挖掘得不够，所以，给人造成一个不彻底的印象，造成一个吴起死后变法成就没有能够巩固下来的印象。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楚肃王虽然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平息内乱，但是，因为铲除了七十多家顽固贵族，所以从客观上削弱了贵族的力量。要知道，所谓变法，在上层建筑就是剥夺贵族的权利，这在魏国、秦国、赵国、韩国、齐国的变法中都是必须有的内容，哪个国家做得最好最彻底，哪个国家就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吴起根据楚国的情况，在这个方面下的功夫最大。《淮南子?道应训》载：“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也即“为楚减禄爵之令”（《淮南子?泰族训》）。《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载：“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司马迁不得不承认：“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韩非子?和氏篇》也提到：“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吕氏春秋?贵卒篇》载：“令贵人往实虚广之地”。这无疑是富国之举。一方面可以减少徭役，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家收入增加，用于发展国家实力。多年后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首要的也是遇到了这个最大难度的问题。

与缓进派不同的是，激进派的变法往往要付出变法者生命的代价。这里是地狱的入口！在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变法者从吴起开始，他是被五马分尸的，当然是尸体被分。但是，如果从报仇的角度看，吴起是同他的敌人们同归于尽，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是为吴起报了仇的。吴起变法树立了变法激进派的新形象，成为后来的秦国商鞅变法楷模和先声。因为比吴起还要惨烈的应该是商鞅了，他是活人被五马分尸的。商鞅更加悲壮的是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伙同旧贵族一道杀害了商鞅，不存在报仇的事情。但是，从变法的渊源上考察，商鞅的变法没有继承李悝等缓进派的做法，而是直接接受的吴起的影响，成为第二个激进变法者。可以说，没有吴起的变法，就没有商鞅的变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商鞅的变法在战国时期更为彻底。

吴起楚国变法，是时代的先声；因为它是秦国变法的楷模，当然是秦国变法的先声了。

秦国靠彻底的变法征服天下，统一中国。所以，吴起的变法是统一天下的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