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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业师及与吴伯通的交往和学术承继(其二)

时间:2024-06-28 16:24:53   作者:云岫   来源:网络转载   阅读:392   评论:0
内容摘要:王阳明业师及与吴伯通的交往和学术承继(其二)云岫四、王阳明与受知之师吴伯通的交往王阳明作有《奉石谷吴先生书》一札,见《王阳明全集·补录六》卷四十四之《旧本未刊诗文汇编》,严格说亦属佚文。王阳明书信题名中所称的“石谷吴先生”即为吴伯通,其信札全文如下:生自壬子岁拜违函丈,即羁縻太学......

 

王阳明业师及与吴伯通的交往和学术承继(其二) 

云岫


四、王阳明与受知之师吴伯通的交往

 

王阳明作有《奉石谷吴先生书》一札,见《王阳明全集·补录六》卷四十四之《旧本未刊诗文汇编》,严格说亦属佚文。王阳明书信题名中所称的“石谷吴先生”即为吴伯通,其信札全文如下:

生自壬子岁拜违函丈,即羁縻太学,中间余八九年,动息之所怀仰,寤寐之所思及,其不在函丈之下者,有如白日。然而曾无片简尺牍致起居之敬而伸仰慕之私者,其敢以屡黜屡辱,有负知己之故,遂尔惭沮哉?实以受知过深,蒙德过厚,口欲言而心无穷,是以每每伸纸执笔,辄复不得其辞而且中止者,十而二三矣。坐是情愈不达,而礼益加疏。姑且逡巡,日陷于苟简浇薄,将遂至恝然之地而不自觉。推咎所因,则亦诚可闵也。蜀士之北来者,颇能具道尊候。以为动履益康,著述益富, 身闲而道愈尊,年高而德弥劭。闻之无任忻慰庆跃。嗟乎!古之名儒硕德如先生者,曾亦多见也。夫今之人,动辄叹息咨嗟,以为曾不得如古之名儒硕德者处之庙堂,以辅吾君。至如先生,乃复使之优游林下,乌在其能思古之人也。居先生门下,为先生谋,则不宜致叹于此。立吾君之朝,为斯世谋,则斯言也,实天下之公论,虽以俟后贤无惑也。生近者授职刑部云南司,才疏事密,惟日扰扰于案牍间而已。于同僚侯守正之行,思其闲暇时,犹不能略致起居之问,今且日益繁冗,是将终不得通一问也。是以姑置其所愿陈者,以需后便。且尔先伸数载间阔之怀,以请罪于门下。伏惟大贤君子,不以久而遂绝,不以微而见遗,仍赐收录,俾得复为门下士,岂胜庆幸感激哉?香帕将远,诚万一,伏惟尊照。不备。40

王阳明在信中首称“壬子岁拜违函丈”,即指弘治五年(1492)中举后拜辞吴伯通。文中的“函丈”是我国古代师生之间的一种称谓,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西周时期主客的坐席有相距一丈的礼节约定,被称为“函丈”,亦作“函杖”。之后才有以“丈席”作为讲学的坐席即“讲席”之称,后来“函丈”又引申成为对前辈学者或师长的敬称。“函丈”的称呼在《礼记·曲礼上》有载:“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客彻重席,主人固辞。客践席,乃坐。”“席间函丈”是指主宾之间要留出一丈的空地。东汉郑玄(127-200)则注云:“谓讲问之客也。函,犹容也,讲问宜相对容丈,足以指画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则释为:“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秦之前,各地的尺度并不统一。尺度形成之初,古人是以“累黍为尺”的方法约定俗成。所谓“累黍”,就是将饱满的黍粒排列起来,十粒的长度定为一寸,百粒定为一尺。因为黍粒并非正圆,而呈椭圆形,所以黍粒纵排称为大尺,横排则为小尺。周朝正是大小尺混用的时代,纵黍八尺即为一丈。故以周朝尺度而言,一丈合今1·69米,即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平均身高。其二是信中所称“即羁縻太学,中间余八九年”的时间段。我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早在西周时期就产生了由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太学。《大戴礼记·保傅》即有“帝入太学,承师问道”的记载。太学的正式建制自西汉武帝元朔五年(-124)始,后晋武帝司马炎改名为国子学,至隋炀帝时正式定名国子监。唐延隋制,两宋期间设有国子监或国子学。元、明、清三代均设国子监,是官方传授儒家经典、培养高级人才的最高学府由是,历代的文人学者多以太学来代指国子监。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亦称国子生或太学生。

王阳明自弘治五年(1492)“壬子岁”中举,第二年会试下第后进入北京国子监后又在弘治九年(1496)会试再次下第,入监读书四年后于弘治十年(1497)卒业弘治十二年(1499)始中进士,观政工部一年后于弘治十三年(1500)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其间正好相隔八九年光景。王阳明在书信中还用大量的篇幅向吴伯通解释久无音信原因:一是因登科之途“屡黜屡辱”深感惭愧,故“片简尺牍”联系;二是进入仕途官场后又是“今且日益繁冗,是将终不得通一问也”。且信中又有“生近者授职刑部云南司,才疏事密,惟日扰扰于案牍间而已”的叙述,故可推知王阳明此信应作于弘治十三年(1500)至弘治十四年(1501)之间。而此时吴伯通“优游林下”致仕回到了四川广安。

王阳明称吴伯通为“函丈”,自称“居先生门下”,又因“数载间阔”“请罪于门下”,企盼吴伯通“不以久而遂绝,不以微而见遗,仍赐收录”,最后恳请“复为门下士”。王阳明之所以在吴伯通面前如此谦恭,如此礼敬有加,并以“香帕”相赠,是因为:一是吴伯通曾把王阳明当作忘年知己看待,故信中提到“有负知己之故”;二是吴伯通对王阳明的教诲不遗余力,确系王阳明的受知之师,故信中言及“实以受知过深,蒙德过厚,口欲言而心无穷”,并直接称吴伯通为“大贤君子”。因现存《石谷达意稿》未有言及王阳明此信,故也不能判断吴伯通是否收到。若是收到的话,想吴伯通必有回复。

同样是王阳明所撰《奉石谷吴先生书》,束景南先生对其考释有多处误读,在他撰的《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中载吴伯通为王阳明的塾师:

阳明于此书自称为其“门下士”,当时阳明少时尝受学于吴伯通,按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成化十八年,先生十一岁,寓京师。……明年,就塾师……”时吴伯通在京师,阳明或即从此时受学于吴伯通。至弘治五年壬子吴伯通归广安,阳明亦于是年中乡试,乃进太学(北雍)。41

此说法明显存误,吴伯通于天顺八年(1464)举进士后,除授大理寺右评事,历右寺副,至成化十一年(1475)升河南按察司佥事,在京师共十一年。吴伯通离京时,王阳明才四岁,尚在余姚瑞云楼;成化十八年(1505)吴伯通在河南任提学官,根本不可能当王阳明的塾师。后又称“至弘治五年壬子吴伯通归广安”,则更是大谬,吴伯通该年已任浙江提学副使正是主持壬子科乡试的时候。

束景南先生撰的另一《王阳明年谱长编》中考述王阳明的京城塾师时又称:

“塾师”,疑即吴伯通。……阳明自称为“门下士”,则显可见吴伯通为阳明少时业师。……按《国榷》卷四十一:“弘治元年二月壬寅……广西、贵州按察使许进、钱钺为右佥都御史……”可见吴伯通在弘治元年二月来代钱钺为贵州按察使。其从天顺七年举进士到弘治元年出任按察使,滞留京师二十余年,其间或尝被塾馆聘为塾师。42

成化十九年(1483)冬,吴伯通丁父忧,第二年即成化二十年(1484母亲辛氏去世,直至弘治元年1488)冬服阙赴京,有近六年丁忧期;弘治二年(1489)上京谒选后复职河南提学官,旋即升任浙江按察副使兼提学副使,在浙七年。故束景南先生考吴伯通“滞留京师二十余年”是主观臆说。其实,吴伯通在京师期间与王阳明并没有交集。将王阳明于成化十九年(1483)在京师受学的塾师疑为吴伯通,很显然是一种误考。况且一般在朝为官的进士任职后,也不会再去兼职当一名塾师。

王阳明之所以自称为吴伯通“门下士”的因由,这还得从自弘治二年(1489)十一月吴伯通任提学副使考校浙江十一郡士子说起。通常提学副使甫任伊始,必先童试院考,补充生员;其次则是生员岁考和科考,这是选拔人才参加乡试、会试的常规途径。据《明史·选举志一》记载:

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诸生。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皆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则廪、增递降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黜革。继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谓之科考。其充补廪、増给赏,悉如岁试。其等第仍分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应乡试。挞黜者仅百一,亦可绝无也。43

明代的科举考试须经过逐级选拔,先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省提学官主持,合格者始称生员,并按籍贯进入各府学、州学、县学学习,故又称“进学”。考取生员仅是功名的起点,生员经过岁考后按成绩分为六等,并又重新划分三类诸生:廪膳生、增广生和附生。明初定制各府州县的生员名额,分别为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其中,廪膳生每月给发六斗米的食廪和每年四两的廪饩银。自宣德朝后又增加了生员的名额,两京府学增加六十人,其余各府州县也增加了一倍的名额,这些增录的生员,称为增广生。其后生员名额又一增再增,于是将再次增加的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生。所谓的“两试诸生”就是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提学官到任后第一年即开岁考,一般是逢丑、未、辰、戌年,由各府、州、县学署令各下属之廪、增、附生,到学署填报姓名、年岁、籍贯、体格及三代履历。岁考后名列一、二等者,即取得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考一等者,附生可补增生,增生可补廪生;考二等者无升降,但廪生须停米;三四等者为及格,五六等者由蓝衫改着青衫,由县学改入社学,更有惩戒或革去功名的。再是开设科考一般是逢寅、巳、申、亥年,是乡试前由提学官举行的甄别考试。岁考三等及未参加科考者,在乡试前一个月,还可补考录科一次,录取者准予乡试,称为“录遗”。故共有“三试”选录之称。

王阳明父亲王华的科考之途一开始就起点高,先是廪膳生,后为儒士,并于成化十年(1474)提学官张时敏考校姚士时,直接擢王华、谢迁为首,并以未来状元相期。而王阳明则没有这样的高起点,据上海图书馆藏《弘治五年浙江乡试录》载为:“第七十名,王守仁,余姚县学增广生,《礼记》。”是壬子科共录取余姚籍生员12名,其中6名为县学生,6名为增广生。显然,王阳明是以增广生的身份参加了乡试。然而,史料从未有王阳明参加过童试的相关记载。一般参加童试的年龄都在十五六岁,而那时王阳明随父在京师师塾读书;后王阳明又在南昌完婚,在岳父诸让官署过了一年半,也未见其有过参加生员考试;弘治二年(1489)十二月返回余姚后,祖父王伦病故,随后王华亦返姚丁忧。因生员资格须经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最后是由提学官所主持的院试合格后方被认可,故王阳明很有可能直接参加了由提学副使吴伯通到任后的首次童试院考,并顺利通过,但因名额有限,仅成为一名附生,取得了生员资格。如果没有生员资格,王阳明是很难参加弘治三年(1490)即庚戌年的岁考;又因王阳明参加岁考成绩优秀,名列一等,故又从附生提升为增广生。王阳明能参加岁考并以增广生的身份直接参加壬子科乡试,其中必是与吴伯通在余姚亲自考校士子并被破格录取有关。

从书信中对吴伯通所流露出的感恩和知遇之情看,王阳明应在弘治五年(1492)中举之前,亦即吴伯通调任浙江任职之初就已有交往、请益或聆听讲学。吴伯通作为督学有职责对浙省十一郡的府、州、县学士子进行考录,但因各府、州,县生员众多,考场容量有限,为避免差生徒劳往返,故三年大比之前,先要有所甄别等次。如早在正统九年(1514)时就有朝廷下诏:“各处应试生儒人等,从提学官考送。”44可见,无论是廪膳生、增广生还是附生都必须由提学官选拔校考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提学官主持选拔甄别的考试称为科考,亦即提学考,经过提学考即科考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被正式称为科举生员。有关在浙省各郡督察考录的事迹,吴伯通撰的《石谷达意稿》均有所涉及。如庚戌岁考之年作的《秋日晨起偶书》(庚戌岁予五十矣)一诗,是吴伯通在弘治三年(1490)督学浙江丽水的处州府学时所写:

百年如一岁,五十过为秋。白发雪种种,黄叶风飕飕。

叶落春复生,发脱不可留。人生木不如,年华水东流。

今予年半百,白雪浸盈头。老至非所叹,德未修吾忧。

及今硬寨做,勿复空悠悠。欲无忝所生,当勉追前修。45

又,吴伯通在弘治三年(1490)冬作《丽水纪梦寄友人马天禄》并序的诗中,亦记述了他在丽水的督学考业经历:

丽水天禄,少从侍游学之地也,庚戌冬一阳之月廿有七日,予以督学考业至郡,夜宿行台,梦与天禄晤语共叹离朝之久。予乃自云无意上丹霄,天禄方将属对,条尔惊觉,因足成小诗一章以寄天禄,而转其意不忘君之心情。立志不在高翔也,盖亦先贤暂醉,佳人锦瑟傍之意云耳。杜老岂区区恋食味色声者耶。

丽水旧游地,行台欲半宵。故人明入梦,晤语久离朝。

礼乐诗书共,东西南北遥。未应俱白发,无意上丹霄。46

而在这年闰九月,吴伯通还在上虞县督察县学的学业情况,住在上虞。事载《分司纪梦诗并序》,其序首记文及诗曰:

庚戌之岁,吾行年五十矣。闰九月廿有一日,考业,宿上虞。……诗云:

蹉跎四十九年逾,才似前贤悟昨非。

中道旋輈虽已远,及今硬寨庶无违。

梦中神告群污去,怀里诚还万伪微。

翼保此生渊谷地,直如曾子始全归。47

在弘治四年(1491)辛亥春,吴伯通督学余姚县学期间曾游龙泉山,留有《游越山龙泉寺有作》一诗,其诗为:

我御春风上越山,飞舆税驾翠微间。

莺歌鹤舞东皇乐,李白桃红太极颜。

身到诸天心更远,情空万有趣尤闲。

书生却笑僧慵事,野径茅生不解删。48

吴伯通还在另一首《纪梦》诗及小序中载有:

辛亥冬十二月十有八日,夜宿慈溪分司,梦独上賨城北门垒,忽闻张松庵语声,四顾俯视,人家皆楼居,遥见先生腰弓矢,作戎装,与吾妻兄欧大孝立园中晤语。时霜后木落,林塘萧索,先生见予,疾趋而前,邀予饮,予辞以疾,徐行。忽觉在天涯,不胜感怆。诗以纪之。

寒夜天涯海角人,梦中独上故乡城。

霜余落落林塘景,风外琅琅语笑声。

却俯高楼看别野,遥看明府对先生。

忽然觉是慈溪客,枕上冬冬报五更。49

“辛亥”即是弘治四年(1491),正是科考之年。慈溪属于浙江宁波府下辖的一个县。余姚县就在慈溪和上虞之间,而吴伯通又在余姚龙泉山作《游越山龙泉寺有作》一诗,故可以肯定在这期间吴伯通亦来到绍兴府余姚县督察县学生员的学业,顺便选拔参加科考的生员。吴伯通督学余姚县学的时间恰好与丁忧在余姚老家的状元公王华有交集,按照官员间的交谊常情,他们两人间的拜会变得不可避免。其时正随父修习举业的王阳明见选拔科举生员的考官来了,也很自然的得以结识并向其请教,这就是王阳明与吴伯通进一步交往的开始,或正是此时在余姚,王阳明正式拜吴伯通为师。

吴伯通与王阳明两人的师生关系,王瓒在他撰的《吴石谷先生神道碑铭并叙》中却有另说:

历官既去之地,倾慕企仰,弥久弥深。一日,浙宦皆会于阙下,王吏部守仁曰:“浙士无豪杰。”或问之,曰:“理学作人如吴石谷者,乃例以庸鄙视之,不立庙祀,何也?”众愕然,然之。盖守仁未尝及门,祇饫闻而私淑耳。50

这是王瓒在吴伯通的神道碑铭中有关涉及王阳明的记载。文中称“王吏部守仁”,时间当在王阳明任吏部验封主事和文选清吏司员外郎的正德六年(1511)间。这是浙藉官员在朝廷相会时的一次议论,王阳明认为目前在浙江的士子中没有一个称得上“豪杰之士”,接着又说:“在理学上有真知灼见并造就了大批人才如吴伯通这样的杰出人物,却仍把他当作一个平常人看待,不立庙奉祀,是为什么呢?”在场的人听了王阳明的话先是感到非常震惊,反应过来又认可了他的说法。后浙江官员就按照王阳明之意,在杭州崇祀的乡贤祠为吴伯通建造了“当代真儒”的牌坊。王瓒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在撰写碑铭时正好是听到了这则逸闻后才特意补上一笔。王瓒在碑铭中还称“盖守仁未尝及门,祇饫闻而私淑耳”,即是说王阳明未曾拜师吴伯通或未能亲身受业而尊之为师。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王瓒与王阳明私下没有个人交往,对吴伯通和王阳明之间的关系所知了了。吴伯通作为选拔弘治五年(1492)壬子科参加浙江乡试科举生员的主要考官,在这之前王阳明也参加过多次考校,按惯例王阳明应为吴伯通初选擢拔的门生,可称为受知之师,故王阳明肯定称得上是吴伯通的及门弟子而绝非“私淑”

毫无疑问,王阳明受了吴伯通的知遇之恩,是属于受知师中的拜门师一类。在称谓上确是吴伯通的门生,故王阳明亦自称为他的“门下士”王阳明在书信中称与吴伯通已有八九年没有交往联系了,还试图“复为门下士”,即可知吴伯通在王阳明心目中的地位十分崇高。可见,吴伯通应是王阳明真正意义上的受知之师。

 

 

五、王阳明受教吴伯通“理学心脉”的学术承继

 

明代在建国之初即尊朱子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并将朱熹注说的《四书章句集注》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考生只能根据他的观点来加以阐发,士子们为求取功名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其思想禁锢。正如《明史·儒林传序》所载称: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51

一部明代的儒学发展史,前半部朱子理学独尊,“无敢改错”;明中叶陈献章出,学术渐变,始迁异说;至“嘉、隆而后”,“阳明心学”大行于天下。王阳明的问业之师娄谅胡居仁(1434-1484)陈献章(1428-1500)同为吴与弼(1391-1469)的弟子。胡居仁被认为是明初诸儒中恪守朱熹之学最醇者,被誉为“明代醇儒”;陈献章被认为是明初以来重提陆九渊之学发端人,后世尊为“圣代真儒”。其实,在陈献章、胡居仁之稍后,还有一位大儒吴伯通,亦被称为“当代真儒”,在四川广安和浙江杭州均建有牌坊。吴伯通的理学思想阐发独特,其影响通过王阳明而改变了明中叶以后的学术走向,其作用亦不可低估。

吴伯通的影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考校士子和其开设的讲座上。《石谷达意稿》记载的史料,吴伯通在河南包括丁忧期间在书院为考校士子,共拟有策问试题二十七道;在浙江任职的七年间对全省各府、州、县学的士子进行过考录,共作策问试题五十一篇。从在浙期间所拟试题的情况看,吴伯通对余姚县学士子考校策问就载有三篇。可见,王阳明在参加壬子科乡试之前,在余姚县学也接受过督学吴伯通不止一次的考校。其三篇考试题目分别是

二三问:道学之传自洙泗始,及孟子殁,而其传泯。宋兴,濂、洛、关、闽诸大儒出,其传复续,其学之所至所得,可得而闻乎?当其游其门者多矣,亦有得其传者乎?其人姓名与其学所得所至,亦可言其详乎?敢问?(余姚县)

二六问:《六经》,圣人为治之迹。学者考迹,以观其用,久矣。请各以其所专治之经,悉其本末,详陈之。以观诸生致用之学。(余姚县)

四五问:宋齐贤,亦儒士也。尝以布衣献策太祖,条陈十事,其实可得闻其详乎?今天下事可言者多矣,尔诸生有志世用,策之必孰矣。请言其所欲为。(余姚县)52

若按以上策问题目的排序分析,“二三问”“二六问”应是吴伯通在壬子科乡试之前考校余姚县学士子时的策问题目,而“四五问”很有可能就是乙卯科乡试之前考校的策问题目。因此,前两篇策问正是王阳明在余姚县学时参加考校的题目。“二三问”题中所称的“濂、洛、关、闽诸大儒”是指两宋理学的五位大儒和四个重要学派。“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为宋代理学之祖,其学派也称“濂学”。“洛”指程颐、程颢兄弟,世称程颢为“大程”,程颐为“小程”,合称“二程”;因其家居洛阳,长期在洛阳讲学,世称其学为“洛学”;后程颐又居临伊川,二人讲学于伊河洛水之间,因称其所创学派为“伊洛之学”。“关”指张载,其家居关中郿县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因长期在陕西关中讲学,故又称其学派为“关学”。闽指朱熹,因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又称“考亭派”。“二六问”题中“六经”是指孔子晚年整理的《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春秋》,其中《乐经》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而《礼经》汉代是指《仪礼》宋朝以后《五经》中的《礼经》一般是指《礼记》。王阳明的专治之经即是《礼记》。可见,吴伯通所拟试题虽仍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考试内容,但其阐发的却是两宋理学家“濂、洛、关、闽”等五位大儒为主的学术思想,很明显的一点是其所尊崇的已不惟以朱熹的注说为圭臬,实则是表明了吴伯通对以上诸儒的学说持开放态度,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可惜王阳明当时的对答试卷以及吴伯通对其的评语,今已不可能领略到了,故也不能再作述评。

吴伯通在浙任职期间一直在杭州贡院讲学,也就是为全省十一郡各地选派的生员讲课。从学者诸生达数百人,王阳明在参加壬子科乡试之前,自然亦在前往聆听之列。一般各府学教授、县州学教谕都会组织本地生员前去听讲。如白沙弟子林光(1439-1519),字缉熙,自成化二十年(1484)中副榜后任浙江平湖县教谕,至弘治六年(1493)秩满共任职九年。林光任职期间与吴伯通多有诗歌交往,如《石谷为吴提学宪副先生》诗就表达了对吴伯通道德文章的钦佩和其学问的体悟。林光还作有《送诸生往杭州时吴提学檄选诸生听讲三首》,其诗为:

燕语莺啼又半年,金针绣手问谁传。

扁舟试向西湖去,画本烟云别有天。(其一)

坠绪茫茫五百年,古人糟粕古来传。

静观坐我池亭上,鱼跃鸢飞镜里天。(其二)

无言夫子教当年,不道无言是妙传。

千古路头须问讯,浮云消尽见青天。(其三)53

诗题中所称的檄选”,亦即提学官主持的选拔考试——提学考。这是吴伯通为檄选诸生所作的讲座。林光诗中的“坠绪”意谓湮没的源头,“糟粕”是指五百年前的“程朱理学”,亦有指《六经》的;诗人在池亭上“静观”,才得到了镜里天中有“鱼跃鸢飞”景象。这是林光深得白沙心学“以静养端倪和求诸心而自得”之三昧。吴伯通则作有《次缉熙林教谕送沈光诸生赴杭听讲诗韵还示诸生十二首》以赓和酬唱,可见他对白沙弟子林光“求诸心而自得”的心学思绪十分看重。其诗为:

应读儒书自蚤年,金针晚遇异人传。

莫夸绣出鸳鸯好,请看生成万有天。(其一)

面壁人亡几百年,无星等秤又谁传。

学非梦觉关头过,终是鸿蒙未判天。(其二)

中华道统起羲年,正脉源源绝复传。

莫向东溟学西域,一端恐未是全天。(其三)

能开万世太平年,心法虞书有正传。

列圣群贤重指掌,寻源何更问西天。(其四)

六经行世几千年,圣学真源托此传。

若道陈编何必读,博文垂训亦欺天。(其五)

良知神发自童年,推致工夫圣所传。

只守虚灵轻绝学,聪明安得到知天。(其六)

删述常思落笔年,岂云糟粕不须传。

真醇味正由斯得,莫执无言僭拟天。(其七)

良心全自有生年,与圣同符是得传。

涵养更能由问学,森然万理一完天。(其八)

学易犹云假数年,韦编三绝古相传。

若言只用存心了,事识盈虚消息天。(其九)

归自鹅湖胥会年,往来书札递相传。

而今公是终谁在,可信人心自有天。(其十)

遍从四海数当年,学道谁为独得传。

卓卓南川师友际,巢窠早又落西天。(其十一)

群生职职更年年,上帝何针与世传。

只恐金针非造化,鸳鸯绣得不如天。(其十二)54

平湖县教谕林光送诸生到杭州聆听督学吴伯通的讲座,自己听后亦心有默契,就以诗歌形式写下了三首诗作为心得体会,而林光的上司提学副使吴伯通则一口气奉和十二首,其热情之高涨、义理之相洽,真是心有戚戚焉。吴伯通是以专治《易经》著称,若对以上十二首诗进行逐首细细品味解读,知吴伯通是把理学思想的起源推至来自华夏人文始祖的上古“羲年”即伏羲时期的先天八卦思想,正如他的第三首诗中就明确声称“中华道统起羲年,正脉源源绝复传”;接着又说出了圣学传承的真正源头是《六经》,这在第五首诗中有句“六经行世几千年,圣学真源托此传”的明示;又认为理学心法的正传起自《虞书》(《虞书》是《书经》组成部分之一),这在他的第四首诗“能开万世太平年,心法虞书有正传”句有述。这里吴伯通已经完全道出了“心法”即理学心法的传承脉络,可想其“心学”思想的思绪已初露端倪,故称其为“理学心脉”。由此可见,吴伯通的“理学心脉”与陈献章的“白沙心学”也是相通的。在其他的几首诗里,吴伯通用诗化的语言既讲到了孔子“学易”“删述”“韦编三绝”的传道用心,又列述了孟子“良知良能”及后儒“推致工夫”的承继路向,还包括了“鹅湖之会”的朱陆思辨,简直就是一部用诗歌表达“理学心脉”的发展史。

对于宋儒理学的学习,王阳明在青少年时期曾经历过一些挫折,也走了不少弯路。如“格竹”失败后王阳明对朱子理学“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就产生过怀疑,便沉溺于佛道的探究;后又因问业娄谅之故,王阳明重新点燃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自信;随后王华丁忧期间又为王阳明恶补了程朱理学的程文写作,以便顺利通过各类举业考试。尤为重要的是王阳明在这期间历经了吴伯通的考校,包括院试、岁考、科考等若干次考试和多次聆听杭州贡院讲学的经历,这样才使王阳明逐步符合了吴伯通心中选拨人才的标准,乃至于年仅二十一岁就高中壬子科乡试举人其实,吴伯通的“理学心脉”思想早已形成,只是王阳明对其思想的承继大都在考校和听讲这一时期完成。吴伯通的“理学心脉”思想及其杭州贡院的讲学事迹,他的弟子王瓒在《吴石谷先生神道碑铭并叙》中作有高度评价,其文摘要如下:

自程朱讲明理学以来,学士大夫莫不知所向往,然莫能究其精微之极至。或以记诵,或以词章,《六经》《四书》惟以资进取之计,固无以实得于心者也。今之世,能体验贯通,渟滀涵浸,使经与心一、心与理一,一话一言,悉理之妙而流出肺腑,且于圣贤矩则无不合焉者。呜呼!此石谷先生之所以为盛也,此所谓圣贤之学也。瓒尝受教门下,仰察最真,抑其窃其近似,辄以理学猎名者乎?国家混一天下,贞元会合,积百年而得先生,继往开来,殆庶几焉。盖虽不以理学自居,而已全具其实矣。……

其在浙亦然。诸生聚于杭之贡院者数百人,各以其经分番进讲,值关涉性理者,加谆谆焉。一领教言,恍若发肤快竦,骨体镕洽,而领略记存之不暇。至崇祀先贤,敦讲实行,排斥异端,凡有裨于教化风俗者,无所不用其极。55

吴伯通以精研《易经》而兼通各经出名,王瓒亦以《易经》为主治之经,两人之间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师徒关系。据民国《永嘉李浦王氏家谱》卷三之明王侹《瓯滨公行状》记载:“成化甲辰,访伯氏同知公于汝州,时石谷吴公以道德文章为世宗师,督学于河南,召试之,大加称赏。乙已,归永嘉,吴公复督学两浙,试补郡庠,即廪食。吴公异其行谊,置之讲席,出考他郡”。知王瓒早在吴伯通任职河南时就已拜为师,又在吴伯通任职浙江时补郡庠廪膳生,还让他坐于讲席,代为“出考他郡”。可见,吴伯通对王瓒这位弟子的才学十分欣赏,并委以重任。王瓒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于弘治八年(1495)“乙卯科”浙江乡试考中第三名,翌年会试第十五名,殿试一甲第二名(即为榜眼)。相比之下,王阳明虽较王瓒早一科中举,却比王瓒晚了一科中进士。王阳明的登科成绩是会试第二名,殿试二甲第七名。大概吴伯通让王瓒代为“出考他郡”一事发生在“乙卯科”乡试之前,故可称吴伯通对王瓒的知遇之恩远在王阳明之上,吴伯通的儿子吴荐请王瓒作神道碑铭文亦在情理之中。

对于吴伯通的理学思想的领会程度,吴伯通的得意门生王瓒应该最有发言权。王瓒在为吴伯通作神道碑铭文时,正值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一职。王瓒自称“受教门下,仰察最真”,评价吴伯通是自宋代程颢、程颐和朱熹讲明理学以来,唯一一位真正能体验贯通理学精髓的思想境界的人,并称他所讲的是真正的圣贤之学。而一般士大夫则还处于“莫不知所向往”“莫能究其精微之极至”的阶段,没有一个是“实得于心”的。吴伯通“理学心脉”的思想,王瓒在神道碑铭文的描述可谓是十分精彩。王瓒称吴伯通在杭州贡院的讲学情状,能让听讲者“一领教言,恍若发肤快竦,骨体镕洽,而领略记存之不暇”,真是一幅对其崇敬感佩之至的特写。难怪王瓒称其师尊吴伯通的学术“虽不以理学自居而实际上“已全具其实”。特别是吴伯通“值关涉性理”的谆谆教诲,此亦即王瓒所称的“能体验贯通,渟滀涵浸,使经与心一、心与理一,一话一言,悉理之妙而流出肺腑,且于圣贤矩则无不合焉者”之论,王阳明亦必是亲闻目睹其讲解的。“渟滀”是汇聚的样子,“涵浸”是涵容浸润的样子。吴伯通对其“理学心脉”的讲解是徐徐灌溉之、循循善诱之,圣贤之妙理自然而然地流出于肺腑脏脉。王阳明在贵州龙场作《五经臆说》,给《五经》原旨注解,亦即是对“经与心一”“心与理一”的解读,以至随后终于开悟——“心即理也”,这岂非源于吴公之教乎?可见,王阳明在“龙场大悟”时即提出的“知行合一”和后来的“致良知”,其理学思想的发源可以直接追溯到选拔王阳明出仕的一代真儒——吴伯通。

吴伯通“理学心脉”的核心思想就是“理即是心,心具是理”。据今存《石谷达意稿》卷之二十七《俨若思堂铭》记载:

理即是心,心具是理。心有动静,静为动体。心方寂处,理未形时,气象俨然。未思若思,是名未发。清池白月,峙若燕山,不相侵越。如云藏石,雨尚含滋。天下大本,实在于斯。君子存诚,敬为之始。天地位焉,万物育矣。56

这是吴伯通丁忧期的成化丙午年(1486)创建的甘棠书院内的小堂曰俨若思的堂铭。兹书院为吴伯通讲学处,共为堂五间,曰:一要堂、俨若思堂,左右各以两斋;其室有十,曰:敬、静、明、动、公、义、虚、通、直、溥,均有铭堂。后隙地为祠,曰崇德祠。其中的《公斋铭》《溥斋铭》分别为:

心一无欲,百虑皆公。本体廓然,与物大同。譬之悬鉴,炯然中空。妍媸随貌,私意安容。《公斋铭》

心直而公,用周不穷。万物发育,四端扩充。学践斯境,天理春融。流通物我,圣功乃终。《溥斋铭》57

以上是吴伯通在甘棠书院内所作的一小堂铭和二室斋铭。吴伯通“理学心脉”所阐发的均为“理即是心,心具是理”的思想源流,亦即一切意念、思虑皆源于心,亦从于心,而所具体体现的则是“心一无欲,百虑皆公”“心直而公,用周不穷”。这从根本上来说,吴伯通的“理学心脉”的思想,已经具有浓厚的“心即理”的心学特征了。《俨若思堂铭》中“心方寂处,理未形时,气象俨然。未思若思,是名未发”的铭文,更像是王阳明晚年在游会稽山南镇时对岩中花树“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的另一种表述。

《石谷达意稿》卷之三十四还载有在浙江温州府学考校诸生的一则策问,也反映了吴伯通“经与心一”“心与理一”这一核心思想

一〇问:心、性、天、命,四者一理也。圣贤或曰尽心,曰存心,曰养心,曰动心,曰求放心;或曰知性,曰尽性,曰养性,曰率性,曰忍性,其言不同何欤?或曰知天,曰事天,曰顺天,曰御天,曰乐天;或曰知命,曰俟命,曰立命,曰至命,曰有命,其论不一,又何欤?请各绎其言论之所以异而会其义理之所以同,将以验诸生穷理之学何如也。(温州府)58

试题所要诸生阐述的即是“心、性、天、命,四者一理”的核心思想。吴伯通这一在浙江温州府学的考校题目,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越城时所撰《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的一开始就仿佛是在为解答此题而作: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59

“经”是永恒不变的常道,它在天称为“命”,秉赋于人称为“性”,作为人身的主宰称为“心”。故心、性、天、命,是同一个东西。它能沟通人与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之间,贯通古往今来,它是无有不具备的,无有不相同的;又是无有不可能不在变化之中的存在,它就是永恒不变之常道。王阳明的这一阐发其本质上还是吴伯通理即是心,心具是理”核心思想的一种表述,更是“经与心一”“心与理一”的神会贯通

以上即是王阳明受教吴伯通“理学心脉”的学术承继之重点所在。这也不难理解王阳明很早以前就称吴伯通为“名儒硕德”“大贤君子”,其实真是有如此“受知过深,蒙德过厚”的学术承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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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明)王阳明著:《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1777页。

41束景南著:《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增订版),上海古籍出版2015年,108页。

42束景南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4-45页。

43(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1687页。

44 申行时等:《大明会典》卷77《礼部·科举》,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第450页。

45(明)吴伯通著:《石谷达意稿》(十四卷),据正德十一年汪城刻本点校(复印),33页。

46(明)吴伯通著:《石谷达意稿》(十四卷),据正德十一年汪城刻本点校(复印),38页。

47(明)吴伯通著:《石谷达意稿》(十四卷),据正德十一年汪城刻本点校(复印),84页。

48(明)吴伯通著:《石谷达意稿》(十四卷),据正德十一年汪城刻本点校(复印),107页。

49(明)吴伯通著:《石谷达意稿》(十四卷),据正德十一年汪城刻本点校(复印),91页。

50(清)刘有仪,吴栻修:光绪《广安州志》卷十二《艺文志·吴石谷神道碑铭》。

5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7222页。

52(明)吴伯通著:《石谷达意稿》(十四卷),据正德十一年汪城刻本点校(复印),第344-352页。

53(明)林光撰;罗邦柱点校:《南川冰蘖全集》(岭南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月。

54(明)吴伯通著:《石谷达意稿》(十四卷),据正德十一年汪城刻本点校(复印),46页。

55(清)刘有仪,吴栻修:光绪《广安州志》卷十二《艺文志·吴石谷神道碑铭》。

56(明)吴伯通著:《石谷达意稿》(十四卷),据正德十一年汪城刻本点校(复印),287页。

57(明)吴伯通著:《石谷达意稿》(十四卷),据正德十一年汪城刻本点校(复印),288页。

58(明)吴伯通著:《石谷达意稿》(十四卷),据正德十一年汪城刻本点校(复印),344页。

59(明)王阳明著:《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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